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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天地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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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一张,习十年之学,任教于上海师大,闲暇之余,特设博客“兰台天地II”, 备份一下专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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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打捞“国家记忆”  

2010-12-09 20:19:51|  分类: 架阁库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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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过是70年前那段民族历史的信使,而那个装载不屈、牺牲和尊严的包裹原本是父辈们当年从火线上寄给亲人和后代的,只是这条递送之路走得太久太久。”

  迟来的送达终归也是送达。《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一书从10月底问市到日前入选“年度十大好书”,不过一个月的短短时间便印证了“送达”的价值。当读者摩挲着这本厚而沉的书,一个来自民间的抗战史研究团队随之浮出水面。

  这个自称为“历史信使”的团队由6年前两次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寻找到援华美军战场墓地,并继而联手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开始,继之以更多的人员与故事加入,包括眼下尚在央视播放的纪录片《发现少校》,不论“寻找”还是“发现”的历程都跨越太平洋两岸、60多年的荣辱沉浮,到最后飞赴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复制浩如烟海的故国抗战影像,有心人注意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属地深圳。

  在这个被冠之为“民间”同时也意味着业余或说非专业的历史寻访者团队里,有商人、有自由摄像师、有杂志主编、有建筑学博士、有警察、有钢琴教师……他们在谋生之余行走在找寻历史真相、打捞民族记忆的路途中,为国人重建起一幕幕对于那场远去战争的视觉记忆。

  兴趣使然?有个称谓叫“历史爱好者”,他们的名字前也被大小媒体习惯性地饰以“历史票友”之类,然而他们却道是,“艺术可以爱好,哲学可以爱好,偏偏历史就不行,因为它本就与爱好无关,而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的事情”。

  用双脚丈量滇西抗战史

  事情的开场听起来都缘于偶然。

  1998年深秋的一天,到昆明做生意的章东磐在一间花店信手翻开了一本叫做《山茶》的人文地理杂志,第一次读到了关于抗战时中国滇缅公路的故事。这场偶遇,让章东磐产生了某种情结,从投资改造那本杂志做起,逐渐扎进中国远征军抗战史调查研究中,一陷至今。

 

章东磐是圈子里公认的传奇人物,早年当兵,做过故宫博物院裱画师、书画仓库保管员、出版社编辑。现在的生意是做军用手电筒。好莱坞大片《拆弹部队》里的手持强光灯,《变形金刚2》里主人公手拿的军用手电筒都是他的公司做的。

  2004年一次黄昏的偶聚,时任《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从章东磐的讲叙中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悲壮的老兵故事,一桌人悄无声息,忍不住热泪奔流的邓康延站起来说:“我要去为他们拍纪录片,哪怕辞了现职。”

  几个月后,邓康延果真与章东磐一起前往云南,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用双脚丈量那段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战史,同行的还有深圳知名的摄影师杨延康和云南学者孙敏。可惜的是,本来预计共同合作的十集《中国远征军》没能与电视台达成共识,流产了。在对方另组班子做十集片子的同时,这个“草台”班子在深圳卫视总监禹成明和别的朋友支持下开始了《寻找少校》纪录片的拍摄筹备,那是源于几年前孙敏在云南腾冲发现的美军葬礼老照片。榕树下,十几位全副武装的中美两国军人,一位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正在主持葬礼,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大家都很吃惊,这是在哪里?葬礼为谁举行?直到2003年冬天,章东磐、杨延康,云南学者孙敏、李正一起在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脚下揭开了这幅照片的谜底。

  一个寻找、揭秘式的纪录片确定开场。2005年初的一个春夜,自由摄像师牛子接到了杨延康的邀约电话。聚谈时,章东磐问牛子对“中国远征军”“知道多少”时,得到的回答是,“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对这个称谓知道得更多,就连一直以来留意远征军抗战史的章东磐那时也才刚刚知晓在中国远征军中居然有成建制的美国陆军。就这样,带着对真相探寻的憧憬,牛子也入伙了,并掌机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

  历史就像他们几度翻越的高黎贡山,云遮雾绕,需要一步步走近去揭开真相。

  打捞历史的旅程并不孤独

  高黎贡山是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如果不是亲历,谁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这座南北横亘数百里,海拔3000多米的巨大山脉,紧贴在怒江西岸。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两处攻占这座高山。

  这支被章东磐戏称为“迷你版的文职远征军”所走的路,正是60年前中国远征军走过的路,山势陡峭,一米多高的石磴,羊肠小道只有一肩之宽。快到山脊之时,几乎垂直着上攀,光有腿上不去,“一定要双手扒住台阶,用力撑,一条腿先上去,再四肢并用像乌龟一样爬上去”。当年16万远征军就是在这样的阵地上遭遇最顽强的敌人,而且是在雨季湿滑、炮火密集,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上去。正是几番在抗战遗迹中脚踏实地的行走,才有了章东磐2009年出版的《父亲的战场》里那些椎心的文字。

  就在这支“深圳番号”的“民间远征军”重走滇西战场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的同时,一位长年在深圳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香港人也开启了“打捞”历史的孤独旅程。他叫晏欢,外公潘裕昆,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也是国民党最后一任新一军军长。

  在和父亲共同为外公编辑传记的过程中,晏欢发现中缅印战场(CBI)的抗战历史在国人中的知晓率相当低,也没有太多的历史资料、档案可供研究,这位留学英国的建筑师开始将目光放到搜索国外的相关网站上。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惊喜地发现了美国一位远征军少校保留的中美军官合影照片和一本有许多中国远征军人签名的小红本,他当即翻译转发华人网络,并挂在自己的博客上,从此一段辨认寻找照片中人的神奇经历出现了。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当年见证了日本投降仪式的国民党少校现年93岁的赵振英老人,曾是南京受降仪式上的警卫营长。

  这原本是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老人家却选择了沉默甚至遗忘,连子女都无人知晓。是晏欢帮助老人找回了尘封的记忆。而接下来邓康延所做的,就是将这个传奇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发现少校》。那时的邓康延已正式转型为制片人,在深圳一家大型企业的资助下,成立了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

  飞度重洋寻找故国影像

  2010年春节前后,华盛顿下起了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由章东磐、晏欢、牛子、邓康延组建的不同身份的七人团队陆续抵达这个异国的首都。

  从大雪皑皑一直到樱花盛开的两个月里,每天早上9点,美国国家档案馆开门的时候,这群“人数众多”的中国人和美国志愿者排着队鱼贯而入,晚上7点闭馆时才出来,成为档案馆一道凝固的景致,惹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访者不时过来打听。当他们得知这些中国人是来试图完整复制自己国家一段历史视觉档案的时候,纷纷施以热情,常会抱着自己偶然发现的照片过来问:这一张你们需要吗?

  就在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一天,晏欢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四年前,为拍摄《寻找少校》去美国寻访老兵的牛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带回190幅云南战场的照片,让大家叹为观止。此前关于这场战争的影像,国内所见到的近乎于零。这次浩荡的复制行动完全因此而起。2009年底,包括章东磐的亲人在内,四位朋友慷慨解囊,每人捐助十万元用于此次复制行动,除了《国家记忆》一书的出版商尚红科之外,其他三位都是深圳人。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复制完全是免费的,这笔钱主要用于购买复制设备和解决人员的吃住行。他们带去了三台最先进的扫描设备,很好的笔记本电脑,复制的图片精度“放大到一面墙都没有问题”。为了节省费用,每天中午小组成员都赶回住所,吃冰箱里的冷冻食品。下午一点又准时回到档案馆,面对看不到尽头的影像之海,日日不停地扫描美国国家档案馆的CBI照片达23000幅,并刻录了一百多个小时的录影。

  当这笔珍贵的影像资料回国后,又是历时两个多月的所有业余时间,章东磐会同晏欢、牛子、邓康延、杨延康选出500张图片编入《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一书,图片背面的说明都由晏欢译成中文,仅说明译文就有近7万字。

  书出版了,章东磐和他的小组还在计划着一个大工程:整理完所有图片与背后文字,建立网上的CBI影像档案馆,供所有人随意查阅研究;回赠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在全国举办巡回展览,以及到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的母校美国西点军校举办图片展。

  诗人于坚飞快地为《国家记忆》撰写了书评,他发现,微笑是《国家记忆》的普遍表情,只有心灵乐观、自由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微笑,他遗憾的是“此书没有留下一幅章东磐小组的集体合影,我相信那是一群微笑的人”。

http://roll.sohu.com/20101206/n3009029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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