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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天地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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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一张,习十年之学,任教于上海师大,闲暇之余,特设博客“兰台天地II”, 备份一下专业记录。

张会超:章太炎致沈兼士佚信考略  

2010-03-13 18:36:06|  分类: 性情之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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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是近代著名的人物,关于章太炎的著述也一直在不断搜集和公布中。笔者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现了章太炎致沈兼士的两封书信,同时还刊登了沈的一封回信。这三封书信至今都没有为学界注意,颇为遗憾。今结合其他材料,试对这三封书信的前因后果做一个阐述,或有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

坚士足下:

适由丁鼎辰交来特刊一册,所录明清实录档案诸书。鄙人于清称后金,已得明茅瑞澂东夷考略记其檄文,次又检清太宗与朝鲜王书亦称我与瓦尔喀皆大金国后,证据已确。阅大学所存内阁档案,有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自称金国汗,此件亦是确证。望将此件雇钞寄来,文字当不甚多也。又鄙人历考清之先祖,实受官于永乐时代。正统间有凡察者,即清人书中所谓范察。范察之兄子曰董山,成化时寇边伏诛。而范察董山之后,仍各袭封。董山子名脱罗,范察之子名字不见。大学现有实录,宪宗一代二百九十三卷皆全,欲查成化三年成化六年两次破建州后,脱罗以外更有何人袭职。如其有之,是即范察之子;亦望将原文雇寄钞可也。以上两件,大约不过二千字,钞资当不过千文,寄到以后,即将原资寄还也。

此问兴居康胜。

                                           章炳麟 顿首

                                            八月四日

太炎夫子:

月前曾由玄同转到夫子致吴检斋一函,敬悉近来从事撰述清代建国史欲搜集材料,当即答复一书,想已由检斋转达。继因丁鼎辰南行之便,託其带呈特刊一册,以便夫子按目索求。顷奉来教,所需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兹照原文款式钞呈。中间原缺数字,可以意度得之。至宪宗实录,系教育部京师图书馆所藏,前已告知检斋,渠当已钞寄矣。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关于清末入关以前之史料,计有二种:一为清太宗实录及圣训残稿;一为明崇祯一朝兵科关于关东战事之题行稿。前者不久拟即铅印成书,后者因有二千件之多,势不能全印,现在从事编目及提要,大约年内可以竣事。先此奉闻,一俟将来出书,即当呈览。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现在分存于教育部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及北京大学三处。而私家收藏者,如金休侯,罗叔言,均已编辑成书。金有满州老档秘录,内阁大库残档分目。罗有史料丛刊。恐均与清代建国史有关,将来皆可以参考也。夫子倘能北来一游,于搜集材料,当较便利,不知尊意如何?此复,敬颂

著安

                                弟子 沈兼士拜启

兼士足下:

得书并清天聪四年谕,此乃入犯京师回攻永平时以谕地方军民者,竟称为伐明誓师谕则误也。金国汗之称,明人载籍所据朝鲜咨文已然,初疑只太祖称之,今观太宗亦尔,足知崇德始改称清,天命天聪皆称金也(朝鲜诸史所书正尔)。而官书于其文告妄改为满州皇帝,大抵清实录数次改窜,非其原本矣。足下云成案尚多,喜甚。但鄙人所欲考者,今只限于建州始封至万历四十七年奴儿哈赤称后金国汗为止(万历四十四年虽已改元天命,然尚秘之。四十六年攻破抚顺求与明和,自称建州国汗,并见明人著述)。蓋近得明人原刊书颇多,所考者正在此也。其后战争之事,亦颇有可考者。清人于师败将死,多讳之不录,虽如尼堪为李定国所诛,亦俱书殁于军耳。按太祖于天命十一年正月攻宁远不克,心不怿,至七月而终,关东人相传太祖气死,独朝鲜史则谓攻宁远时中箭后疮发死。此与汉高为英布流矢所中,归长安乃崩,事例相同,而清官书讳之。此当考者一也。太宗于崇德三年命岳託多尔衮两大将军犯京师,其时宣大总督卢象昇赴援。据杨廷麟所作卢公事赞,曾射杀一银盔大将,首大如斗。而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皆云报捷时无岳託名,但以偏将杜度署名,太宗大惊。使者奏言贝勒岳託及辅国公玛瞻俱病卒,太宗恸哭久之。然则二子必为明军所杀,所谓银盔大将者大如斗者,殆即岳託,明人不知耳。此当可考者二也。但此种事状,考之官书,必已削去,而零种文案,或反有罅未改之处。蓋清诸臣只惧官书为实据人所持,而文案覼缕,则不能尽改也。此惟深心者,为能考耳。明实录已属絸斋往钞数事,清之世系,更有耑倪。至如满洲二字,非其故名,而为番僧所持赠,则满洲源流考已吐实供。爱新觉罗四字,译为金之疏属。然考崇德定制,太祖子孙只称觉罗,范察子孙并觉罗亦不得称。若素以此著氏,则人人自知,何能强削。以此知爱新觉罗之著氏,非承之自古者。其先蓋本无姓,故或用明赐姓,或用佟姓,以达王官,大抵夷人不皆有氏族,或用部落,或用标识,或竟阙之不具,此不能以中土习惯稽之也。仆离北京已八年,与诸子已久不相聚,然黄陂再起时,三次招我未赴,则此时似难冒昧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白

                                   八月十七日

这三封书信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4日第二版。章太炎之所以先给沈兼士写信索取内阁档案抄件,是因为当时章太炎在写作《清建国别记》,希望能参阅相关的档案。而此前章太炎则已得知了有关内阁档案的消息:

絸斋足下:[1]

……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并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乃笔其事状为《清建国别记》一篇,逆知清史馆人必不能考核至此,而鄙意犹以旁证过少,更欲得他书详之。明代册籍,自清修《明史》后,当遭毁灭。闻前岁内阁搜出旧案数百麻袋,其中多清初旧事,并明代公牍,亦有存者,望为访其踪迹。此件近移京师大学,主校者必以奇货视之,如有可证天聪以上事者,募书手录得数幅,则不啻拱璧矣。此问起居万福。

章炳麟 顿首

                                           五月二十四日

其实,早在1922年5月北大开始从历史博物馆搬运内阁大库档案之际,上海的报纸就刊登了相关的消息,如《申报》1922年5月28日第六版就刊登了《大宗古物移归大学收管》一文,介绍了内阁档案从历史博物馆拨归北京大学整理之事。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袁同礼就是看到了上海报纸的报道后,于1922年9月3日给蔡元培写信阐述自己对档案整理的看法。[2]现在对于章太炎了解北大整理档案之事的途径无法探知,可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也可能是从其弟子或旁人那里听说的。而当他考究清初有关事宜的时候,则想起了档案一事。在给其得意门生吴承仕写了第一封询问的信后,仅隔一周,又于六月一日致信吴承仕,催请其尽快帮忙查阅档案。[3]

吴承仕收到章太炎的两封书信后,曾屡次托人探询,只是由于他不认识整理档案会的人,因此得不到实际的情况。于是就只好求助于钱玄同:

玄同尊兄:[4]

前得章先生来书,略谓“近得明代官书数种,所记满清世系及明清交涉事状均与清实录及开国方略不相应,因撰《清建国别记》一篇,闻北京大学有清廷旧案,可迻录数件以为左证。”弟与档案整理会人均不认识,屡次托人探询,亦不能得其实际,今开列数件如下,敬乞调查答复。拜托拜托。

(一)该会所存档案,共有若干件?有无清晰目录。(二)如有目录,能否抄示?(书手费用,弟当担任。)(三)既得目录后,能否按目录选抄?(四)闻档案将印行,出版有定时否?(五)档案出书,是否选录,抑或是全载?档案出书在即——不在一月以内,则一切问题,均不烦解答;否则仍请详示!

章先生屡次来信询问,务求速办!弟不知《北大日刊》选录此项案件,然不能实全?故不必买。复书寄司法部,不必由杨遇夫转。

                                弟承仕顿首 六月十六日

当钱玄同收到书信后,第二天就手书一封给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

兼士兄:[5]

顷得吴检斋来信,送上,请看。信中所问,请你用书面复我,我可转与检斋,想检斋也就可以拿了你的信去复章先生了。

                                  弟玄同 十三、六、十七

沈兼士收到信后,立即办理此事。今据沈所回复章之信可知,其实是沈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名义给钱玄同写了一封信,并嘱咐整理档案会赠送给吴承仕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

玄同先生台鉴:[6]

惠书及吴君检斋函均收到。吴君函称章太炎先生因撰清建国别记,欲在敝处迻录清代内阁档案以资考证,敝处自前年赴历史博物馆搬运档案到校,当即积极着手分类编目,其用意原在供校内外著述者之参考,今太炎先生既托吴君函商选抄档案,谨照吴君所询答复如下:

(一)敝处所存档案约十万件左右,除清代题本报销、贺表外,实录、起居注等重要文件,档案保存室已编有目录,载在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中。(按临时特刊已由档案会赠送吴君)明季兵科题行稿,档案整理会室亦编有详细目录,逐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二)档案保存室目录完全载于临时特刊中,勿须另行抄录;明季兵科题行稿细目,卷帙繁多,实难抄录,最好请吴君往本校日刊课定购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六月底之日刊。则细目全在其中;如日刊课有残缺之页,不能检齐,可以函商敝处补抄。(三)实录、起居注等重要文件,按照特刊中目录选抄亦可。(四)明季兵科题行稿细目,本年暑假内可以编成。一俟编辑告竣,即再审付印。其余重要文件亦拟陆续出版。(五)明季题行稿细目,乃按照题行稿原件之内容摘要编辑;其他重要各件,某者宜影印,某者应选录,此时尚未议定具体办法。

以上诸条请即 先生转达吴君察核。肃此函复,并颂

教祺!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启

                                     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这件事其实联系着当时北京大学对明清档案的整理。1908年,因醇亲王载沣查找摄政档案无获,阁臣则请求焚毁内阁旧档,罗振玉获知后赶紧请张之洞出面奏准罢焚,随后则将这批档案移到国子监;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将其转移午门与端门的门洞和城楼中。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奇窘,历史博物馆便将其中的八千麻袋档案以四千零九十二元的价格卖于同懋增纸店作为“还魂纸”原料。幸亏金梁查知此事,就和罗振玉出面抢救,遂由罗出资一万二千元买下了这批档案。1924年罗则将大部分档案转卖于李盛铎,并售部分档案于日本人松崎。而李手中的档案则于1928年底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买。这一先后辗转买卖的过程和经过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北京大学的学者们在获知罗振玉购买了内阁大库档案后,要求政府将历史博物馆剩余的档案转交北大整理和研究。于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便呈请教育部将清内阁档案拨归北大,时任教育次长的陈垣批准了北大的申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历史博物馆搬运了六十一箱和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档案,并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从1922年7月4日起开始着手整理。

北京大学采用科学方法整理内阁大库档案之时,还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国学季刊》等刊物上公布了重要档案的目录和摘要甚至是全文。以《北京大学日刊》为例,从1922年7月22日开始了第一次公布,原定每周六公布一次,但为了便于稽考起见,进行了七次后则改变了公布形式,撰成《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以书页的形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四版随时编刊,并不分朝代和事项。1922年9月16日该报告首见于《北京大学日刊》,这种形式的公布一直持续到1926年10月16日,共编写报告672份,介绍和公布档案2058件。此外,整理档案会还于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际进行了公开展览,印行了《国立北京廿五周年纪念国学研究所临时特刊》。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并不是为了史料的囤积居奇,而是为了向学界提供资料,早在1922年8月25日,整理档案会就发布启事,公布了胡适之、陈援庵、杨恩元等学者托请代查事宜,[7]而后在1923年9月30日的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上,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达了对待档案的态度和原则:

国学门搜集及整理所得之各种材料,(当然不限于档案)完全系公开的供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可以随意的作各种的研究,绝对无畛域之限制,这是应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8]

可惜远在上海的章太炎不了解北大整理档案的详细情况,遂向吴检斋发出了“主校者必以奇货视之”的感叹。当章太炎收到《临时特刊》后才注意到“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其实早在1923年4月出版的《国学季刊》一卷二号上就刊载了《清太宗天聪四年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谕(木刻)》的照片,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得到该谕的抄件,于是就给自己弟子沈兼士写了第一封信,同时在该年八月九日给吴检斋的信中也说明了此事:

絸斋足下:

得手书并所钞宪宗《实录》,喜出望外。此事前兼属沈坚士求之,今已求得,愿即果矣。……坚士前寄内阁档案目录,有太宗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自称全国汗。当即属将原谕钞示。此件果得,则更无遁辞,所谓亲口供招,不容抵赖者也。望更属坚士速雇钞手写寄为要。仆于清人建国之事,考得已八九分。[9]

当沈兼士收到老师的信件后,立即把誓师谕抄一份邮寄给先生,同时还回信解释一下之前的事,并说明了有关实录的问题。而吴检斋则在了解到实录的存放情况后,便给其师进行了必要的抄录。

章太炎收到沈兼士邮寄的抄件和回信后,经过仔细阅读,他发现国学门在誓师谕的题名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随即修书一封予以解释,并把自己对清初诸多问题的研究做了初步的介绍。而章太炎于八月二十一日给吴检斋的信中同样提到了题名的错误:

玄同、兼士皆送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已到,此即崇祯三年也。时太宗亲犯北京,而于其年正月,则东攻永平,此谕乃攻永平时谕汉土军民者,当云“犯北京誓众谕”不得云“伐明誓师谕”也。[10]

其实早在章太炎的提醒和指正之前,研究所国学门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国学季刊》一卷四号上做了更正:“标题正误:本刊第一卷第二号所载‘清太宗天聪四年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谕’,按此系‘安民谕’,特行更正”,同时还重新标明了该谕的题名:“清太宗天聪四年安民谕”,并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为太宗入犯京师会攻永平时以明七大罪谕地方军民,墨谕纵二尺二寸五分横二尺七寸,白绫边”。不过沈兼士在给章太炎回信时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仍沿用了原来的题名,所以才有了章太炎的斧正。

正是由于章太炎写《清建国别记》时四处搜集材料,所以注意到了档案,因此就有了和沈兼士、吴承仕两人之间的通信。此外,他还曾请吴检斋多次抄写明朝相关的实录,他与吴的书信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屡次请弟子帮忙,章在八月二十四日给吴承仕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感情:

拙著大致已成,原稿约成一万四千字,补入实录,又增加四千余字。足下于此,助我不浅。[11]

随后,章太炎又在九月三十日致吴的信中表达了感谢之情:

昨日接得手书,并所钞《宣宗实录》。猛哥之死在八年,而实录于九年凡察奏中者,以奏报到时始书也。此件既付缮写,全书已脱稿矣。赖足下出力,实不少也。[12]

章太炎写作《清建国别记》,因为资料问题,遂利用起了内阁大库档案,可惜其对内阁大库的档案并不完全了解,有些想象的成份,在1924年10月14日给吴承仕的信中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豝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然因旧档一语,又令仆心痒。内阁旧档,想所载不过努酋称号后事,其前此则无有也。仆前作《清建国别记》承足下为检《明实录》而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未检阅,明人记载此三朝建州事绝少。然其承袭爵位,《实录》仍当有文。因缺此未检,于彼世系,终有怀疑。近如得暇,请将此三朝《实录》从有至尾一检,其有建州事状者,悉为录示。倘《清建国别记》中或未谛,仍当改定也。[13]

不过这也是能理解的。因为有清一朝,能接触到内阁大库档案的人少之又少,“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14],“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15]。当罗振玉从纸商手中抢救下内阁大库档案后,便聘人检理,并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已为外人所羡慕:

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16]

北大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则开了学术机关整理档案之先河:“当民国十一年余方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闻罗叔言斥资赎内阁大库档案,有慨于心,因与马叔平、陈援庵、朱逷先诸君共谋以其劫余归于研究所,此为学术机关整理档案之嚆失。”[17]所以在民国时期,对于内阁大库档案,学者们从开始接触到逐渐认识到其内在的史料价值,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成为了当时新史料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章太炎初期对此不甚清楚就可以理解了。但其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查找利用内阁档案却留下了一则逸事,至于他和沈兼士之间的通信,成为了这一故事的有力见证。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1]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6—317页;《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30页。后者没有考证该信的书写时间,而将其放到了该书的末尾,今据内容可知其书写于1924年,前书放置正确无疑。

[2]《袁同礼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28日第一版。

[3]《章炳麟论学集》,第409—411页。

[4]《钱玄同先生致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28日第一版。

[5]《钱玄同先生致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28日第一版。

[6]《研究所国学门复钱玄同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28日第二版。

[7]《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26日第二版。

[8] 魏建功记:《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10日第三版。

[9]《章炳麟论学集》,第413—414页。

[10]《章炳麟论学集》,第423页。

[11]《章炳麟论学集》,第424页。

[12]《章炳麟论学集》,第431页。

[13]《章炳麟论学集》,第439页。

[14]阮葵生:《茶余客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15]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730页。

[16]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明清档案》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167页。

[17]沈兼士:《方编清内阁贮旧档辑刊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一版,第343页。

 

 

注:此文系《章太炎的两封佚信》(发表于《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一文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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